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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25 06:18 来源:中国经济网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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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中国”如何凝聚共识?

导语:日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出版《胡锡进论复杂中国》一书,一时间,“复杂中国”成为备受关注的一个概念。那么,“复杂中国”概念为何而提出、又有何含义?中国“复杂”在何处?“复杂”之下又含有那些共识呢?我们在此专题中试图做一初步的梳理。【《胡锡进论复杂中国》一书已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同步发行,编辑短信“搜胡锡进论复杂中国”发送至10658080,手机即可随时阅读】
调查

1.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层?

2.你认为导致中国“复杂”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

3.你认为不同利益及意见群体间存在共识吗?

4.你认为各利益及意见群体间达成共识对改革来说重要吗?

你觉得本期专题质量如何?
专题热度榜
国家与社会的现实:中国人在诉求什么?

底层:草根、平民人群

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往往被冠以法国大革命中的词——“草根阶层”。而此处所说的这一群人,大概可包括农民、农民工、小摊贩及其他低收入或无收入人群。有人概括说,他们是经济上的贫困人,政治上的小人物,收入低,居无定所,为生存发愁;他们“先天不足”,拼不过资本,拼不过权力,拼不过“关系”,拼不过声望;他们勤劳却不富有,他们有理想却没机会,他们渴望认同却屡屡碰壁。从户籍政策到财富分配机制,从行业明规则到潜规则,从就业到买房,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横亘在他们面前,底层人群向上跃升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下流”的他们,板结在社会的底层。

这群人有何诉求?很明显,对于穷困的他们来讲,最基本的是生存的需求。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讲,希望解决“温饱问题”,对于他们中“条件稍好”的一些人来讲,则还存在“发展问题”的强烈需求及极大困境。对于“发展”来讲,他们对“就业机会”、“教育公平”、“上升机会”有着强烈的渴望。当然,医疗保障、安全保障等一系列保障问题,是他们的共同需求。

越是底层人群,他们摆脱自身生存状态的现状越强烈,他们还将这种愿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然而现实很不容易。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实则处于“边缘”位置:不仅“失业”问题突出,而且即使“就业”,收入也很微薄。对于“教育”来讲,子女从小的教育成本、异地就学的巨大代价等等,都使他们压力非小。而“上升”的问题对于他们尤其困难,社会、智力、资金等资源的匮乏导致他们“上升通道”的隔绝已是社会公认的事实,“一般”途径难以行通,于是对于有一定教育背景的底层人群来讲,报考公务员成为他们中很多人上升的“最佳途径”,这也促成了“公务员热”的一大怪现状。似乎他们要摆脱自己的现状极端不易。甚至,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乃至农村底层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

在这群人中,还有一类“特殊人群”值得关注,他们就是底层知识青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主要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纳入国家体制内,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移的年轻人。大体上包括三类人:生在城市,大学毕业后无业在家“啃老”的城市青年;生长在农村,大学进城读书,毕业后无业,有的进入城市为“蚁族”,有的心有不甘地待在农村;随着进城打工的父母生长在城市,他们不同于城里人也不是真正的农民,在接受了相当的教育后无业的青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认为,当前最应当关注的是底层知识青年的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形成,也就是所谓的“愤青”意识。与主流价值观不同,这个意识形态反映了底层知识青年共同的社会认知。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根源。目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苗头,任何一个政治主张出台,任何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反弹观点”。这种“反弹”与国家所要表达的主流价值取向完全相反,这种“反弹”就是“底层知识青年”表达的“不满和反抗”,如果进一步蔓延可能造成明显的官民对立。

中层:中产、白领

所谓中产,通常是指中间阶层,英文为“midd1e c1ass”。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当今世界,对中产划分并无统一标准。

中产人群显然在生存问题上比“底层”人群优越得多。他们实则已经摆脱了“生存问题”的困扰,而是有着更高级的诉求,当然,也面临着更大的问题。

当然,普遍看来,对于中国来讲,“中产”阶层似乎尚未完全形成。中产阶层在政治家眼中被看作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学家的口中则被认定为促进消费和拉动内需的主体,到了文化学者的笔下,更被确认为承载现代文化的主角。社会学家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是稳定的。然而,我国社会则仍是“哑铃型”,底层与上层人群占多数,真正的“中产”阶层人数很少。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白领”人群可以等同或称为“中产者”,然而,近年来生活成本的上升,尤其是房价的高涨,已经使他们沦为“伪中产”。除了房子,还有工作压力、健康压力,让许多白领“有‘中产’收入没‘中产’生活”。光鲜的“中产”外衣下,是他们疲惫的生存状态。从这些生存状态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的真正诉求。

住房压力。“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现在已经成为铁的事实。本来经过多年打拼的白领正在筑垒中国中产阶层的基础,没承想近年飞涨的房价让他们的“中产”梦碎。不买房子在大城市里扎不了根,买下房子就成了“房奴”。

经济压力。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吃穿住行等实物消费比重过大。基本耐用消费品普及,住房、衣食、交通等实物消费在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服务消费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另外,教育、医疗等巨大压力,也正在透支他们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支付能力。而对于有些“白领”人群来讲,如果自己的长辈、父母需要赡养,则更为他们本已负重的“经济压力”添加了砖瓦。据此,有人称,很多表面看来尚属体面光鲜的中产阶层,其实根本经不住生活风雨的轻易击打。他们只是经常生活在一种美好的幻象中,命运不过就像易碎的玻璃器皿。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不敢想象,住房、看病以及衣食住行,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最后一根压垮他们的稻草。

健康压力。据一项调查显示,70%以上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其中还有38%患有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等运动系统疾病,32%存在肠胃、肝脏等消化系统问题,22%有失眠、抑郁等心理疾患症状。更有人这样描述道:“从写字楼走出来的白领,不过是一群听起来很爽,看起来很美,却干着辛苦活儿,拿着血汗钱,受着脸面与金钱双重煎熬的主儿,是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如此白领,与“中产”的外在与内在生活要求相去甚远。

“下滑”的压力。有分析认为,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独立性较弱,在各种权利与福利面前,常常成为被剥夺与损害的对象。现实是,中产阶层是最容易遭遇“权力排斥”的群体,如果他们不能及时与社会上层权力结盟,甚至成为资本与权力的附庸,往往就只能被迫告别这种前后“两不靠”的尴尬,滑入社会底层。更何况,当前诸如市场机制失灵、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公民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这一切,都容易造成中产阶层的发展权处于贫困状态,返贫为低收入群体。

从这些生活层面来讲,我们看出,对住房、消费、健康、稳定的诉求是“白领”阶层在生活层面的主要诉求。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他们徘徊在“中产”的门口而不得不做“伪中产”。当然,对于他们来讲,同样存在着“发展”的诉求。他们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大多有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但很多时候,往往沦落为在“现实”与“理想”中挣扎的尴尬处境。

在“白领”群体中,同样存在“知识青年”人群,甚至大多都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高等教育及知识眼界,常常使他们对社会现实产生看法。而这些看法与自己的尴尬处境又纠结在一起,对他们的心理构成深层压力。由于这类人群大多拥有较高的素质,一般不会将压力、不满表现为行为,但他们在网络上的表达已经成为“复杂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层:精英人群

有人概括,在目前的中国,狭义的精英阶层主要包括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国企高管和资产丰厚的私营企业主等新富阶层、有很强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广义的精英阶层也包括一部分位置靠上的中产阶级。我们说,“精英”人群大致可包括政治人物(各级领导干部)、商界人物(包括大、中、小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知识人士(包括各类收入较高、地位较高、影响力较大的作家、专家学者等),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包括工程师、技术研发人员等等)。他们有的掌握权力,有的拥有很高的收入,共同特点是消费能力强、社会地位高、社会影响力大。在生活中,他们普遍拥有房产、私家车以及其他高档消费品,在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优势。

其实,如此描述,可能会给人以错觉,似乎这类人群已经不需要有格外的需求。然而,即使是这个人群,同样处于“复杂”的状态之中,同样有着各自的需求。当然,这些需求都已超越了“生存”层面及“经济”层面。

由于这些人大多掌握着权力、财富及社会影响力,因此,他们是与“改革”距离最近的人群。更可以这样说,解决前述的底层、中层人群的诉求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所掌握的“改革”的成效。然而,长期以来,这类人群形成的“利益集团”已成为一项公认的事实。而这一“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对“社会公平”的实现所产生的阻碍,也已成为公认的事实。这一事实已经使得国企、政府机构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这一事实也使得中下层人群难以实现自己的诉求,而且也使“精英”群体本身出现分化。事实上,“改革共识”无法达成,政治、社会观点分歧巨大,主要就表现在这一人群本身所存在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影响了中、下层人群,并导致了社会在价值层面上出现了“分裂”的局面。

当然,他们在生活层面上其实也有较高诉求,比如更好的生态环境、更好的生活舒适度、子女更好的教育条件等等。这些原因导致他们选择移民国外。而在一些人看来,对于移民国外的“精英”人群来讲,“安全感”同样是重要考虑因素。而有些移民人士则是考虑到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精英”人群的诉求,往往在于其各自价值理念、生活理念及利益的实现。这些价值理念、生活理念及利益的实现的诉求,往往又表现在他们的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及对“改革”等问题的态度,甚至行为上,还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上。

专家座谈:中国到底“复杂”在哪儿?

上面我们大体了解了当下中国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及各自诉求。当然,这些只是不同群体不同诉求的简单概括,从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一些“复杂中国”的构成要素。这也是我们了解“复杂中国”的一个现实基础。然而,又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的“复杂性”呢?系统地来看,中国到底“复杂”在何处?《环球时报》8月11日举办专家座谈会,围绕“复杂中国”开展充分的讨论。让我们听听专家们的分析总结。【详细】

“改革”与社会转型伴随的复杂

【超大型规模】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国土幅员之广、地区差异之大、发展步伐之快、崛起时间之短、历史负重之重,应该说前所未有,如同一个超宽的荧屏,既令人眼花心乱,也可能使人头昏眼花。再比如讲当前也提到一个中央和地方博弈的问题,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诉求难免不一,中央和地方的步调难免不齐,打个比方讲,你要让这个幅剧目的图景看上去很美,简单的创作手法的艺术加工行不通。

【成就与问题并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认为:中国本身就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在这个长河当中我们的经历也是沟沟坎坎,非常不容易,而我们更不容易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条长河还在奔腾不息,没有断裂,而且也不可能断流,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和中国与生俱来的特质有关,你可以把它叫“复杂”,也可以把它叫“中国的特性”,也可以把它叫“中国的例外”,甚至也可以把它叫“中国的韧性”。

在这样一个河流当中当时我们有辉煌、有成绩,但是就像硬币的另外一面,我们可以说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300年发展的道路,在享受300年带来的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快乐的同时,我们也是把过去西方300年所经历了痛苦、挫折和那种幻灭给压缩到这30年。所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或者正在经历的这样一些痛苦……实际上我们一边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在经历这样一种痉挛,一种社会转型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是不能够逾越的,你超越不了,必须去经历,最大的不同过去别人用300年来舒适、释缓这种痛苦,但我们今天只用30年,所以这个痛苦的力度和频率是没有人能够相比的,而且不在中国,它也是理解不了的。

【改革深水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攻坚阶段了,所以现在主要带来的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特别是腐败问题。我们社会已经到了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党已经到了不走不行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中产阶级崛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一个新兴国家发展这么快,这个现实非常的复杂,这个“复杂中国”里边,我觉得倒是一条主线,现实复杂里边有一条主线,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它崛起的非常快、速度非常快,它的体量现在增大得非常快,但是中产阶层一方面它从社会其实是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它在经济发展中得到很多好处,起码我们过去“60”后、“50”后,我们这些人大家都曾经有过饥饿的感觉,现在没有了,但是他现在发现,他的不高兴、不愉快这个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中产阶层不愉快、不高兴,微博上的一些反映有一些是政治目的、有一些也不是,他就是中产阶层,或者是中产阶层后备军的年轻人,他心里不高兴,他心里有很多(怨言),越发展的好,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很多行政部门,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社会好像我们做得越好,骂我们的人越多,很多人恰恰认为这是不正常、反常的情况,反而我们取得成绩越大,恨我们的、讨厌的、骂我们的人越多,这种我觉得是正常的一面,但是它也有不正常的一面,他有正常一面,正常一面在哪。

“制度”、“文化”层面的复杂

【制度复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喻中认为,在政治上我们中国采取一国两制,这就是个复杂,是包容的、开放的,既有大陆的主体性的社会主义,也有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我们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在经济上发展水平上,很多地方像欧洲,也有很多地方像非洲,极度不平衡。在文化上全世界所有的有价值的、有影响的文化当代中国都能够找到他们的影子,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信仰方式、交往方式、艺术形式等等方面更是五花八门,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复杂中国。

【制度的不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说,我很同意“复杂中国”的这样一种判断,我们中国本来就是复杂的,但是面对现实,人们感受到把中国简单化的东西。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社会共识,而这种缺少社会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舆论政策和现实的制度的限制所造成的,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渠道来交流各种各样的想法,没有各种各样的有效渠道把大家不同的意见透过某种充分的交流、整合、互动,充分的表达来寻找到大家的共同点,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现在所致力于建设的制度,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把大家包容在一起的,包容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特征?就是能够把针锋相对的人、针锋相对的意见也能够合理合法地把它们能够充分地表达在一起。

【文化复杂】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认为,我们研究一个社会需要有比较稳定的观察角度,即从文化上考察整个社会的底蕴。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复杂中国”,主要是它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就比较复杂。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而文化的组成又受历史、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比如我们的历史观,尤其是对近代和现代历史,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就对社会有不同看法。其次是宗教。我们最早是有道教、佛教等各种教派,后来又从境外传来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兼容并蓄,也非常复杂。第三是信仰,有些人信仰共产党、共产主义,但有些人崇尚西方价值观。这就带来了根本上的差别,有些人认为现在我们走这条路就是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有些人认为应走西方发展道路。四是意识形态,虽然我们说要淡化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反而越来越凸显。这些都造成了中国现在的复杂情况。加之,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历史遗留的问题浮上水面,进一步加剧了国情的复杂性。

“舆论”上表现出的复杂

【公共领域火药味浓】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当前中国的舆论场呈现出多种声音和话语表达,背后是越来越复杂的利益冲突。看看中国的互联网和新媒体就不难理解。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成了一个“老不信”,就是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了,普通存在只信电脑不信电视等等。最近特别是几起媒体记者实名举报高官、高管的事件表明中国公共领域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用简单思维来应对复杂局面结果也很简单。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我们提“复杂中国”概念主要是有一个舆论的针对性。因为舆论往往是两极的,官方媒体经常会把这个国家说得非常光明,这是一种倾斜;然而在互联网上,舆论又往往把国家说成一团漆黑。现在这样的两极舆论比较严重。我宣扬“复杂中国”针对的就是这一现象。我们既不认为中国是一片光明的,也不认为中国是一团糟的,“复杂中国”应该成为社会对中国理性认识的一个出发点。

【中华文化的第二个轴心时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喻中说,我个人的理解是“复杂中国”是中国对外开放海纳百川的结果,对于社会评论者、舆论从业者来说,“复杂中国”主要是指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无论你说什么都有人赞同,但也有人反对,甚至是强烈地反对,这就是“复杂中国”在舆论(常语)中的直观反映,在这样的“复杂中国”任何评论家、任何人名眼人都不可能指望一言既出、举国附和的效果,没有这样的时代了。这与80年代的单纯已经形成很大的差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80年代的时候启蒙者说个什么话,举国附和,现在没有了。为什么有评论说80年代的改革有高度共识,而现在则没有这样的高度共识了,原因就在这里。

80年代是单纯的,现在是复杂的,缺乏高度共识是“复杂中国”的伴生物。有的为此忧心忡忡,我个人认为不必对此感到遗憾,没有高度共识未必是坏事,各种对比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相互激荡正是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孕育产生的前提条件,按照《易经》中的“元、亨、利、贞”的排序,现在依然是贞下起元的时代,也可以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轴心时期。这样的轴心时期,在这样“复杂中国”的时代,更是逆言者、社会评论家的黄金时代,因为空间很大。在“复杂中国”的时代逆言,还要看到思想观念的多元,说到底它是利益的多元,在逻辑的尽头、理论的尽头都是利益,不必遮遮掩掩,但关键是谁的利益。

复杂中凝聚“共识”

前述各个阶层人群的诉求、专家们对“复杂中国”的分析解读,给我们提供了了解中国复杂性的整体样貌。可以说,不管对哪个“派”的人来说,“复杂”大概都是个共识,而分歧更是显而易见。然而,围绕中国的诸多复杂性,各方又会有哪些共识呢?我们认为,复杂、分歧的背后,大概是有共识的,尽管“分裂性”的现状大大盖过了“共识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研究室主任、教授竹立家曾在《人民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总结了“新发展共识”为:民主、民生、公正、和谐。这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概括了各种观点下的“共识”。文章说,国家也好、政府也好,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政府,就是让政府解决公共问题,解决社会中“单靠个人努力无法办成的事”。政府应有效地提供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安全、社会福利和保障、环境保障等公共物品,给老百姓一个适合更好“生存”的环境。

文章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重要工具有三个:一是公共政策制定体制,政策的基本价值和政策导向必须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政策制定被特殊团体或部门利益所左右;二是政府责任体制,必须是以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政府机构与公务员绝对不能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占有、侵吞、挥霍、浪费稀有的公共资源,政府不能变成一个自我服务的机构;三是公共财政与预算体制,必须从根本上优先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为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提供公共财政支持。

对于“民主”问题,文章说,民主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是近现代社会改革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是现代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是保证社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重要手段。民主最基本的内涵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制约,防止公权私用和权力腐败,防止个人或某一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的操纵,以保证社会公共资源或社会价值的公平合理的分配。

而“社会公平”与“民主”则紧密相连。文章认为,社会公平不是一个宏大的理念结构,而是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体现在社会运行的细微末节之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稳定与繁荣、秩序与和谐,社会公平至关重要,只有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实实在在享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只有政府能公平地行使公共权力,才能使社会长久地处于一个良性的运行状态。公平问题的本质是“公共权力”如何运用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民主和行政民主的问题。公平问题说到底是如何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和公共价值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变成了“特权”或“私权”,一些人可以没有监督和制约地运用公共资源,长此以往,社会公正、稳定与和谐就是一句空话,社会的“政治优势”就会被消解。【详细】

实际上,解决了“民主、民生、公正”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人们的以下期待,诸如1、腐败的减少、司法的公正,政府廉政高效,能实际解决民众之所需,不再因为腐败频发而公信力大减;2、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下阶层的人群不再因为生存问题或生活环境的问题而挣扎或倍感压力,真正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而能“从吾所好”,人人安居乐业,让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3、制度的完善,让民众能有有效的通道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益,监督政府,真正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凝聚真正的“正能量”;4、法制的建设,给宪法与法律赋予崇高的地位,并建设有效的制度,让社会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运转,让社会问题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得到有效解决,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5、道德环境的改善,在生活水平提高、安居乐业的同时,社会“戾气”得以消除,民众道德水平得到提高,社会人文环境得到改善,文明程度得到提高,凝聚道德人心,真正达成社会的内在和谐等等……其实,仔细梳理,相信在分歧之下还会有许多“共识”。问题在于,分歧的明显,很多时候导致人们忽视了并不明显的共识。而这一系列共识,我们大概还可以概括为“进步”这个词,尽管人们可以对“进步”做出不同的诠释,但相信一些底线的东西,是大家必然的共识。

结语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说:“提‘复杂中国’概念是有这样的针对性的,我们既不认为中国是一片光明的,也不认为中国是一团糟的,‘复杂中国’应该成为社会对中国理性认识的一个出发点。”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复杂性”本身,我们就有了凝聚共识的前提。【《胡锡进论复杂中国》一书已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同步发行,编辑短信“搜胡锡进论复杂中国”发送至10658080,手机即可随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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